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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祥阳:书写“检察之为” 助力“中国之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什么是“国之大者”?就是党中央关心的事情、强调的工作,就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当前的“国之大者”莫过于推进中国之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中国之治推向制度高度,深刻揭示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内涵,系统描绘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图谱,对新时代“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作出了更加清晰地顶层设计,全面夯实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在疫情大考之下,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比。

一、着眼“风景这边独好”这一世界格局,深刻把握“制度优势”,更加坚定“中国之治”的制度自信

近年来,西方世界乱象频发。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了巨大争议,党派纷争加剧,社会分裂加深;中东难民大规模涌入欧洲,搅乱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局;英国公投脱欧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了持续的不确定性;逆全球化趋势和民粹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右翼势力在很多国家不断坐大;西方国家经历的恐怖袭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集;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福利危机等使多数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总之,西方之乱已经成为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之治,就是“风景这边独好”。短短数十年,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崛起,给整个世界带来了震撼。中国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了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对比分析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各有其制度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四个自信”,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中汲取自信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中华民族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国家治理成就,并在世界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比如,逐步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等。再比如,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开创性、实效性、经验性的制度,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为许多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借鉴。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也独树一帜,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对许多国家和地区法制的形成和变革产生过深远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腐朽不堪,难以应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比如,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企图在维护腐朽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前提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军事和生产技术,而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农民阶级先后发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51年,中国旧式农民战争)和义和团运动(1898年,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和先进思想武装,最后都归于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的戊戌变法,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企图依靠手无实权的光绪皇帝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但由于力量太过弱小,仅百日维新即遭惨败;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引,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夺取全国政权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进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这些制度安排的背后,具有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基因,也有对世界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积极借鉴。对于这一整套既不忘本来、又吸取外来、同时面向未来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毫无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

(二)优势是最好的说服力,我们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诸多显著优势中汲取自信力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可以说,这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而在这些显著优势中,以下几个方面最为重要。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的优势。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是最大的制度优势。西方政党是“部分利益党”。西方政党理论一般认为,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说,西方的政党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难以找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在制定政策和法律过程中,各政党作为各利益集团的代表,往往会陷入讨价还价的相互撕扯中,国家发展容易失去方向。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效避免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精英政治等现象,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有学者研究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政党制度不同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

第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坚持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优势。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突出特点。在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等不良现象,避免了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

此外,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强大的自我完善力。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及时把成功经验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我们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国家治理经验,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发展呈现“风景这边独好”,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一个基本依据。

(三)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我们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丰富实践成果中汲取自信力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

第一,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而且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我们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消除了世界最多的贫困,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最有力的人权保障。

第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此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率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做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创造了人类抗疫史上的奇迹。截至2021年7月21日,中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12万例,死亡病例5621例。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1.9亿,累计死亡病例400多万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超3500万例,死亡病例超60万例。这样的抗疫成果明显更具有说服力。

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魏源说过:“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意思是每一个人的鞋子大小不必相同,关键是要适合自己的脚;每个国家的治理方法不必雷同,关键是要有利于人民。在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中、中国与外国的对比中,我们对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对中国之治的制度自信会更加的坚定。

责任编辑:赵苇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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